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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外资药品单独定价权被取消

2018-10-13 07:54:55

3月7日,发改委网站公布了药品降价通知:自3月28日起将进一步降低药品价格。与以前多次降价不同的是,这次主要针对外资企业,而且首次取消了20个药品的单独定价权,其中19个即为外资药品。

消息公布后,引起了外资制药企业人士的反弹,也再次使“原研药(是指化合物专利过期(包括行政保护期结束)的专利药品和同类药品,主要集中在国外独资、中外合资的制药企业中)”、“单独定价权”等中国医疗行业的特有概念受到热议。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医改终关键在于医疗服务制度改革,一句话,医改成败在于改革体制,仅仅一力催动药品降价,医改前景仍是悬而未决。

外资制药企业遭遇冲击

这并非是针对外资药品的次降价。去年11月3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降低头孢曲松等药品的零售价格,涉及抗生素、心脑血管等十七大类,调整后的价格比之前平均降低19%。降价的矛头主要针对外资企业。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拥有37家能独立研发药品的跨国企业,包括多家世界500强制药企业。该委员会媒体部门总监左玉增表示,当时降价涉及该协会下属各外资企业的药品70多个,占各企业所拥有原研药品总数的1/3,波及面相当广。

而这次的调整似乎来势更为猛烈。3月7日,发改委发文降低部分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发改委首次取消了20个药品的单独定价权,其中包括19个外资药品。

“我们理解政府部门降低药价、减轻居民生活负担的举措。”对此,左玉增表示认同,但是他认为过多地对药品降价可能会改变企业的发展方向,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并导致药品质量下降,“国内创新药品始终赶不上国际水平恐怕也是由于药价太低造成的”。

一位外资制药企业负责人也表示了同感。他以2010年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为例:“2010年美国批准的新药也就21种,2009年是26种,新药的趋势是逐年减少。”他认为如果不对研发表示支持,就没有人去研究新药了。

雅培(中国)国际部商务经理陆宝成表示,如果过分地降低某种药品的零售价格,会导致药品中间商以及医师会放弃使用这类药品,而选择价格较高、水分较大的替代药品,这样并不能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

“中国药企的生产质量和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差距,这是客观情况,也就决定了价格差异。”左玉增举例,虽然国内有5000家制药企业,但是生产的药品没有一种能获FDA批准进入美国市场,能进入欧洲、日本两大市场的也极少,原因都在于生产质量通不过审核。

降价矛头转向

去年年底以来的两次降价,明显的标志是发改委把降价矛头从生产仿制药的国内企业转向生产原研药的跨国企业。

原研药品价格比国产药品定价高出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情况非常常见。服用德国拜耳生产的阿司匹林,一个月下来要30多元,而用国产的只需要一元钱就够了。头孢噻肟钠针剂如果用外资生产的原研药品需要80多元,而国内药厂的价格是1.25元。据统计,位列基本药物目录中的9个外资原研药与同一产品国产药相比,价格平均高出1311%,卡托普利比同品种国产药价格高出2319%。

外资药品在国内的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九州通北京公司总经理牛正乾表示,如果以药品数量来说,外资药品只占据了国内30%的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以金额计算,外资药品占据国内药品市场总金额的70%,获利远远高于国内药企。

外资原研药在价格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让众多的国内企业觉得不服气。广东罗浮山国药集团市场部总监郑传誉表示,外资制药企业在政策上享受的特权很多,而政府在对待内、外资企业上应该一视同仁。国内制药企业拥有单独定价权的产品数量很少,比如罗浮山国药,只有百分之几的产品有单独定价权,而外资企业都是原研药品,基本上都单独定价。太极集团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鲜亚则表示,药品7年中27次降价,前面25此都是针对仿制药,对国内制药企业造成巨大冲击,这两次针对外资原研药品的降价、取消单独定价权等举措,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对于原研药品,国内医药界人士早有微词,一些行业人士和专家则认为这一提法应该废弃。药品价格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认同这一说法。他表示“原研药”这个词出现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其背景是当时国内企业大量仿制国外专利药品,由于企业众多,产值巨大,政府不能禁止。为了补偿持有专利的外资药厂,政府认定这些药为原研药,并在药品价格上给予优待。为了鼓励国内企业仿制创新,还规定了仿制药“首仿”、“次仿”、“三仿”的资格。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计委(发改委前身)2001年发布了《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界定了药品“单独定价权”这一名词。

国内制药企业也有不少产品获得了单独定价权。“单独定价权的界定弹性很大,国内二甲、三甲医院所能买到的能拿回扣的药品,几乎都是单独定价的。”朱恒鹏认为,既然这些名词的出现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名词理应随着问题的解决而逐渐消失。

药品降价收效甚微

辽宁省一位负责药品集中采购的官员认为,生产原研药品和专利药品的基本上都是外企,此次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加大了对原研药品和专利药的降价幅度,可以大大增强省级药品集中采购部门降低原研药中标价格的信心和底气。此前,由于外企生产的药品竞争力强,供不应求,通过集中采购招标很难将价格压下去,外企的药品几乎都按照市场上的零售价中标,而相比之下国内的药品生产企业的招标价格已经被压到极限。长期以来,国内药企抱怨价格差距太大,导致国产药品研发停滞不前。此次国家采取强制性措施,将外企药品降低了很大幅度,也算是对国内药企的一个正面表态。

对于3月7日的药品降价,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价格调整综合考虑了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实际价格等因素,并区分不同情况,突出了重点。对费用高的药品加大了降价力度、对费用低的药品少降价或不降价,在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同时,既保证廉价药的供应,也适当控制了对创新型药品的降价幅度,以鼓励药品的研发创新;对已单独定价药品,进一步缩小了与统一定价药品之间的价差,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虽然7年来药品降价达27次,无论是国内制药企业还是外资制药企业,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如果问一位普通百姓是否感觉到药价明显降低,得到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否定的。这几乎成了医改行政施行三年来的悖论。

“医改也只能在药品降价上高歌猛进,在其他方面如何呢?”一位医改专家评论。他历数了这几年来医改所能推进的范围:药品降价、推进医院的电子信息化建设、投资建立基层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扩大农村医保覆盖率,这些种种都是“硬件”,只要有行政命令和投资就可以做到。“剩下的软件呢?牵扯到人的地方该怎样改?”他反问。

“中国的医改,关键的是对体制的改革,现在所能做的都是绕着它走。”朱恒鹏认为,对整个医疗服务体制的改革是关键的,也关系到医改的成败。

“比如对公立医院的改革,”上述医改专家表示,因为这牵扯到人事制度的改革、薪酬制度的改革、所有制转变、国有资产流失等方方面面,到现在为止进展甚微,“还有地方卫生部门的利益问题,谁愿意放弃对医院的管理权?这远比药品降价重要得多。”

今年1月,卫生部副部长张茅公布了今年医改工作的五大重点,公立医院改革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健全基本药物制度,这让行业人士对改革的推进又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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