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热议放宽民资准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图

2019-07-14 03:38:03 来源: 曲靖信息港

专家热议:放宽民资准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图)

话题缘起本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拓宽民资准入领域居八项重点工作之首,会议提出“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打破垄断,放宽民资准入,激活民间资本,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尤其重要。此前中央已先后颁布了两个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但民营经济的发展仍然遭遇许多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显然,在贯彻落实政策之外,还有认识问题、体制问题等须解决。   拓宽民资准入领域既涉及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事关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同时还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可谓一石三鸟   放宽民资准入关键是营造优良市场环境制度环境   □张 捷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其中拓宽民间资本准入领域被列为今年改革重点工作的首项。笔者认为,这项改革重点的选择既涉及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事关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同时还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鼓励民资进入的领域几乎都是供给不足需要大力发展的服务业),可谓一石三鸟。   扩大内需必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长期以来,民间资本被排斥在所谓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之外,它们只能拥挤在竞争性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中艰难求生。在外需萎缩、内需一时难以提振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的大多数部门均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加上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制造业的投资收益率日趋微薄以至行业性亏损司空见惯。在此背景下,大量民间产业资本走投无路,只能从实体经济中逃逸,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炒作。由此出现了近年来风靡神州的“蒜你狠”、“豆你乐”、高利贷乃至移民外逃等民间资本“避实就虚”、弃正趋邪的乱象。另一方面,少数国有企业在一些垄断行业中予取予求、坐着也能赚个盆满钵满,几乎丧失了创新动力。行政垄断造成中国的基础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效率低下,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价高质次,“看病难”、“上学难”、“行路难”、“理财难”成为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而且严重压抑了内需的增长。   目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美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债务、摆脱寅吃卯粮的困境,正在被迫推行“去杠杠化”和“再工业化”的战略措施,这意味着它们对中国制成品的进口需求将长期萎靡不振。与此相应,中国必须实行“去产能化”的措施,减少制成品出口,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对于中国来说,储蓄率过高和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居民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服务性消费包括医疗保健类支出、交通和通信类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类支出、银行中介服务消费支出和保险服务消费支出)。服务业本质上属于内需型产业,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必须大力发展医疗、教育、金融、电信、交通、能源等现代服务业,以满足居民对核心消费品的需求,解除其后顾之忧。一般来说,居民消费可分为核心消费(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日常消费(生活必需品消费)和追求愉悦型消费(文化消费、享受型消费等)。核心消费的成本直接影响日常消费和追求愉悦型消费的数量,其支出比例太大会挤压用于后两种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导致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   在现代服务业中引进民间资本意味着引进了高效率的竞争机制   在现代服务业中引进民间资本,意味着引进了高效率的竞争机制,其重要意义毋庸赘言。实际上,对垄断行业的民资准入已经提倡多年,国务院也先后颁发过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旧“36条”,但至今却收效甚微。关键问题在于“政策好,实施难”。其障碍一是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二是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存在高度垄断的市场结构,既得利益盘根错节,“雷区”密布。对于民间资本来说,进入现代服务业依然会处处碰到“玻璃门”和“弹簧门”。因此,如何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清扫保护既得利益的各种“清规戒律”,是落实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重点的关键。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现代服务业关键是营造公平、有序、透明、诚信的市场环境   与制造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是更加制度敏感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在该产业中形成核心竞争力更为困难。制造业是人对物的生产活动,其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基础设施、技术积累和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服务业是人对人的生产活动,且生产与消费同步,其交易过程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很高,必然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需要有更加绵密精细的制度安排。此外,人对人的生产活动需要更多个性化的知识和交流技巧,对生产者的文化素质要求更高。因此,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优良的制度环境、软性的“基础设施”、精细化的管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现代服务业,政府不需要给予太多的优惠政策,关键是营造一个公平、有序、透明、诚信的市场环境,对所有的投资主体在制度上一视同仁,加上竞争环境迫使民营企业不断改善管理和员工素质,则未来中国的现代服务业有希望像制造业一样得到蓬勃发展。   作者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1][2][3][4]下一页友评论 条,我有话说   “玻璃门”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实施细则问题,更是体制问题   打破“玻璃门”须坚决破除垄断体制   □张长生 陈 翔   放宽民资准入,是激活民间资本,增强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国际市场低迷,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地方债务大等问题仍很突出,经济面临较严重下行压力,实施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已不合时宜,能否激活民间资本,已经关系到防止经济硬着陆、关系到转变发展方式、关系到应对国际复杂环境和形势的能力。而目前民资发展空间受限,面临成本升、利润薄、融资难等经营困难,进入实体经济积极性不高。因此,打破垄断,放宽民资准入,必然成为激活民间资本,增强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必须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解决“玻璃门”问题   放宽民资准入在政策层面已经是一个“老问题”,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出台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非公36条,2010年5月国务院再度出台新非公36条加以完善。但实际成效甚微,“玻璃门困境”——看得见、进不去还是困扰众多民企和民资。因此,此次放宽民资准入,必须进行政策和制度创新,解决“玻璃门”问题。   解决“玻璃门”问题,必须制定有利于落实政策的实施细则。从政策层面来看,2010年的“新36条”在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但是,由于政策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意见和要求,缺乏具体和可具操作性的办法。所以,在此次国务院提出的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中,一是具体明确提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二是要求在上半年把放宽民资准入领域的实施细则制定出来,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必需的。   解决“玻璃门”问题,必须深化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实践表明,仅用实施细则解决民间资本准入问题是不太现实的。自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至2008年12月,国务院出了4个配套文件,中央各部委则出台了38个配套文件,各个省市也相继出台无数的配套文件。2010年5月又出台了“新36条”,但是实践结果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在于:“玻璃门”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实施细则问题,更是体制问题。要真正打破“玻璃门”,必须坚决破除现存的垄断体制。一是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关于今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个重点,是把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与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并提。二是必须同时深化税费、定价、运营监管机制等改革,反对垄断,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反垄断,不解决公平竞争问题,即使民资进入了也难以存活。就拿民用航空来说,虽然制定了允许民资进入的政策,也有民企进入了。但其结果却是没有一家民用航空公司能够顺利生存下来。原因在于,不仅航线资源牢牢掌握在国有航空公司手中,而且在遇到诸如油价上涨等问题时,得到财政补贴的也只有国有航空公司。同样的问题,在石油市场也普遍存在,民营加油站几乎都在受到垄断企业的强力挤压。三是必须解决民资融资难等问题。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等领域往往投资大、收益低、回报周期长,民间投资难以享受到国企在融资、政策性补贴、税收减免和政府注资等优惠政策,而民间金融仍处于小范围的试点阶段。因此,必须围绕反对垄断和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加快深化体制改革。   解决“玻璃门”问题,广东要力争先行先试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注意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使民营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广东一度出现了民间投资增长放缓、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为此,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并收到了成效。据统计,2011年广东外源性经济投资2449.64亿元,同比增长11.0%;国有投资4430.14亿元,同比下降8.7%;民间投资增长为迅猛,投资总量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0053.32亿元,同比增长37.0%,带动整体投资增长18.8个百分点。但也要看到,近年广东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低于江苏、山东等省,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民间投资数额也低于江苏。2011年江苏省民间投资完成17198.2亿元,广东比江苏少7000多亿元。可见,广东增加民间投资仍有很大潜力。因此,广东不仅要加快制定放宽民资准入的细则,而且还要围绕反对垄断和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率先解决民资准入的“玻璃门”问题,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转型升级和幸福广东的建设。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 前一页[1][2][3][4]下一页友评论 条,我有话说   解决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和资源红利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社会监督体系和利润分配体系   能源领域放宽民资准入应作相应的制度设计   □朱富强   近日国务院将放宽能源等资源垄断性领域的民资准入作为今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八项重点工作之一,这也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呼吁和期待。所持的理由有二:一是民间资本效率高于国有资本,二是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固然,在能源等资源垄断性领域引入民间资本有利于产权的多元化,有利于相互竞争和监督,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壮大和宏观经济的增长。事实上,引入民资后并不会自然地产生上述的好结果,这里可以对上述两大理由作一反思,并通过反思来推动相关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只有资源垄断型国企无效率吗?   在资源配置上。一些学者往往认为,公共资源必然是无效率,资源垄断型国企的必然出路是私有化。这主要基于如下理由:1.共有之物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所有,从而会导致滥用,企业管理者也不会化企业利润;2.额外监督代理人所产生的利润为所有人所共享,从而没人愿意承担监督成本而存在大量搭便车情形;3.国企与政府存在密切联系,从而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管理者更愿通过政治游说而非提高使用率来增进利润。但这三点理由在现代企业中同样存在,剑桥大学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就指出,“委托-代理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影响到了许多大型的私有企业。虽然一些大公司仍然由它们的大股东管理,但是大部分企业都是由雇佣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因为它们的股权非常分散。如果一个私有企业是由雇佣的管理者经营且众多股东只拥有企业的小部分,它就会与国有企业面临同样的问题。雇佣的管理者也没有动机去做超出次优水平的努力,同时个别的股东也没有足够动机去监督雇佣的管理者。”   私有化就能有效解决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红利为少数人独占吗?   在利益分配上。一些学者往往认为,资源垄断型国企占据本属社会大众的稀缺性资源,这些资源带来的高额利润或红利也应由全民分享,应通过红利分发或公共品供给的形式反馈给社会大众。当前资源垄断型国企之所以成为民怨的焦点,就在于国企内部人独占了本该由社会大众共享的资源和收益,尤其是,国企高管占据了大量的收益。问题是,私有化就能有效解决自然资源所带来的红利为少数人独占这问题吗?恰恰相反,它很可能会进一步合理化所有者和高管对这些红利的私人占有,从而使得收益分配更加不公平。事实上,当稀缺性资源为国企占有而出现红利分配不公正时,社会大众还可以形成舆论对之进行抨击,甚至促使国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但是,在这些资源私有化后,利润分配就只是企业自身的事,与社会大众或政府无关。也即,私有化只会使得企业高管的行为更加不受监控,资源红利会更极端地集中到少数所有者和高管之手。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和资源红利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的社会监督体系和利润分配体系。   借鉴民营股份制公司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   在治理和监督机制方面,资源垄断型国企可以借鉴民营股份制公司,因为两者的组织结构没有根本性差异,差异仅仅在于利润分配结构不同。其实,当前国企之所以腐化如此严重,关键就在于与其组织结构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出了问题:无论是社会外部监督体系还是企业内部监督体系都存在严重缺位,以致出现了内部人控制或领导专权。当然,一些学者往往会提出,在当前社会环境中国企无法设计出相对健全的监督体系,从而只能实行私有化。问题是:如果现在不能建立更好的体制以保证人民分享国企的租金和红利,那么,又如何能够保证可以更好地规制私人企业对资源的占有行为呢?即使在能源等资源垄断型领域引进民资甚至私有化,我们仍然需要完善监督体系,否则依然会出问题,甚至可能出更大的问题。   构建一套相对完善的资源红利分配体系   当然,近期我国放宽民资进入能源等领域,主要不是采取私有化的途径而是以民资入股的方式;但这就不仅涉及监管体系问题,还涉及红利分配体系的改革。如果缺乏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少数民资股东很可能会和企业内部人合伙合谋以瓜分本属于社会大众的资源红利。这里可举一例作简要剖析。2010年央企实现利润总额为11315亿元,但调入公共预算并用于民生支出的红利只有40亿元,而占股约25%的少数股东却获得利润约2869亿元。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就在于分配体系是不合理的:上缴所得税、民资股东、企业法定留存和公司可支配利润各占25%,而国家只能从剩下的企业可支配利润征收一部分(约788亿元)。其实,这些利润主要源于那些被垄断了的稀缺性资源,因而首先应该以特许费或资源税的形式上交国家,剩下利润中在留出企业改造资金(抵补折旧)后才是企业的真正利润;这些真正利润又首先应向国家上交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才可在企业发展留存基金和股东红利间进行分配,扣除了企业发展留存基金后的红利才可在各股东间进行分配,民资按其股份比例占约25%的利润份额。显然,基于这种规则的利润分配结果与实际情形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应该上交国家的共约4951亿元,远高于实际的3613亿元;民资少数股东只能得到597亿元,远低于实际的2869亿元。因此,放宽民资进入能源等领域后,更需要构建起一套相对完善的资源红利的分配体系。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前一页[1][2][3][4]下一页友评论 条,我有话说   当务之急,是制定细化的实施措施,分步骤地全面放宽市场准入   对民营经济真正做到非禁即入   □杨小川   在当前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民营经济”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字眼,可以说“民营经济”这一辞藻,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有特定含义和历史背景的经济学术语。中央在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把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   在现实经济中,地、县以下对民营经济认识上的歧视问题基本解决。在地区层面,关于民营经济的争论已不多,民营经济已基本成为地区常规的经济,成为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成分,成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发展地区经济的主要法宝“招商引资”,所招引的基本上就是民营经济。地区层面对民营经济的各项优惠政策安排在法律框架内已达到。当前对于民间资本投资的限制主要集中在省、中央一级层面,一些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领域,对民间资本仍持消极、怀疑态度,国有资本依然处于控制地位,仍然存在排斥和限制竞争等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行为。尽管国务院先后在2005年、2009年出台“非公经济36条”、“中小企业29条”,2010年又出台“新36条”,明确要进一步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取向,进一步放宽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领域准入条件,对民间投资与其他投资一视同仁。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行政效率不够高和一些技术性的难点,上述措施还很难落到实处,操作性很弱,形成一道道“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阻挡着民营经济的进入。   当前,某些传统的惯性思维在影响和制约着垄断行业的改革,例如“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和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刚性需求”、“必需品”和“自然垄断”等。但把产权制度安排毫无逻辑性地和以上因素硬性相关联,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几乎找不到先例。在思想认识领域,党的纲领性文件早已经明确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补充,但“姓资姓社”的旧思维仍然在制约和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受制于僵化的教条和理论,忽视我国发展的历史性新阶段的实际需要,既然我们已经扩大了执政党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承认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明确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   当务之急,是针对已颁布的政策,制定细化的实施措施,分步骤地全面放宽市场准入,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对国家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的领域,一律对民营经济开放。真正做到思想上放心放胆、政策上放宽放活、工作上放手放开,一视同仁、同等对待。全面优化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面清理不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全面营造创业氛围,大力倡导发展的文化、创业的文化,更加尊重、关心、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诚实守信、依法经营、保护环境、善待职工、主动承担社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推动和释放了民营经济,而不是囿于理论的演绎。这样一种改革模式的缺点就是缺乏长远的系统性,造成了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民营经济的广泛争论。理论和法律的模糊,极大地阻碍了民营经济全面进入公共和垄断行业。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一定要坚持十七大的“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应该成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政治方针。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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